一個城鎮的自卑與自救

中國時報 2008.06.05
劉介修

　苗栗縣打算投入大量資源投資「馬家庄」，包括花上一．七億拓寬聯外道路、興建「馬奮館」等，隨即引來爭議。苗栗縣長急切地以「拚觀光」來回應，然而爭議始終環繞在「拍馬屁」、「罵髒話」，卻未見此事件凸顯當前地方發展的不平等困境，以及其透過城市行銷振興地方經濟的風險。

　苗栗人會說，這可能是苗栗近年來最大的一則新聞。作為一個苗栗子弟，時常有一種感覺：苗栗是個看不見、不被看見的地方。當然，苗栗不是特例，台灣有許多小地方，在各大「全球城市」展開競爭之際，它們在產業轉型、人口外流下，紛紛在全球化的齒輪中脫落。

　苗栗人常說，自己是「三等縣民」。這是一個城鎮的自卑，反映著城鄉脫節的社會心理狀態。「馬家庄」，這個看似炒作政治明星朝聖地的奇異現象，反映的是長久以來看不見的苗栗如何渴望被看見。另一方面，「馬上就會好」的集體期待，炒熱了原來不被看見的小地方，「馬奮館」許給地方政府拚經濟的特效藥，一時之間終於進步繁榮，指日可待。

　這是一個城鎮的自救，同時包括三等縣民社會心理狀態的自我拯救，以及地方政府的自力救濟，從這個視野出發，才能讓我們理解「馬奮館」爭議的核心。不只是苗栗，台灣許多遠離明星都會的小地方，無不渴望鹹魚翻身的大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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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進城鎮試圖以「拚觀光」來推動地方發展，透過地方的行銷宣傳，試圖在後工業社會的生產與消費情境底下力挽狂瀾，振興地方經濟與活力。最著名的例子即是西班牙的畢爾包。一九八○年代當地面臨經濟衰退，在畢爾包地方政府積極爭取下，排除眾議，以超過一億歐元的成本建造古根漢博物館。日前台中爭取美國古根漢博物館的亞洲據點事件，即是希望複製畢爾包經驗，進行都市更新再造。

　但是，苗栗縣不是畢爾包，也不是台中市，台灣這些「小地方」所參與的並非一場「全球城市」的競逐，發展策略更難以複製。事實上，「馬奮館」並不是新聞，苗栗早有許多「拚觀光」的大型投資，正緊鑼密鼓地大興土木。當台北市仍爭論著松山菸場改建「巨蛋」事宜，大家也許不知道苗栗其實早就蓋好一座「小巨蛋」；此外，苗栗目前正興建著「客家文化園區」，近來也開始考慮引進博弈產業，無不是地方政府急欲行銷地方拚觀光的作為。

　然而，當「拚觀光」成為地方發展不容置疑的唯一「神主牌」，透過「文化投機」來「拚觀光」的風險也無從檢視。「馬奮館」作為地方行銷的素材，也許不盡然是文化元素的異地移植，它確實體現了苗栗長期作為藍營執政縣市的政治認同。但苗栗縣長將「馬家庄」與「馬奮館」的強行連結，試問馬英九的成長過程與苗栗人的生命經驗連結何在？當人們想像中的中國大陸觀光客人潮光臨「馬奮館」，他們認識的不會是這個城市，而是坐困苗栗的馬英九。

　以「地方行銷」為基礎的「拚觀光」策略，凸顯的是地方治理成為一種「面向外部」的投機策略，迎合觀光客是主要的考量。其假設蓋一個「馬奮館」便可以「把地方賣出去」，而且將能為地方經濟帶來水漲船高、雨露均霑的分配效應，卻無視其他「面向內部」的地方發展考量，諸如地方參與程度、觀光收益分配等。

　苗栗縣市四處可見諸如此類的「建設迷思」。前後任縣長競相造橋「拚政績」的結果，後龍溪短短幾公里間就有四座巍峨大橋；追求硬體建設，卻忽略了在地機能滿足，以及地方資源的活化。其實，苗栗境內不乏好山好水的自然觀光資源，與客家人文傳統，拚觀光不應該只有一種方法，建設迷思也無形限制了地方再造的想像力。

　「馬奮館事件」讓我們看見了一個城鎮的自卑與自救，然而，這個自我拯救與自力救濟的方案，在當前口沫橫飛的政治批評中，掩蓋了地方的需求，以及當前自救方案的可能風險。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能夠與在地深刻連結的「質的發展」。

　（作者為台灣大學衛生政策研究所研究生，苗栗人）

「要幸福喔」的社會想像力

在當代的社會發展爭議當中，「拼經濟」彷彿成了人們唯一沒有爭議，奉為圭臬的神主牌。人們相信「經濟成長」能帶來財富，財富將許諾人們健康幸福的生活。因此，在任何關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中，「拼經濟」成為最重要的判斷法則：我們不能夠太保護環境，因為那會提高工廠的成本，讓很多廠商不願意來到我們家鄉拼經濟；我們不能太嚴格取締那些盜採砂石的怪手，因為我們要拼經濟，當然需要大量的砂石來讓我們築高樓，造大橋。我們不能有太多的社會福利措施，那除了會拖垮政府的財政，也會讓人們懶惰而不願意齊心來拼經濟；我們不能太重視勞工的權益，因為那會讓老闆們拼經濟時受到員工們的吵鬧，這樣就沒有人願意來我們這裡投資了。我們也不能太重視地方的歷史文化，因為那些古蹟常常會阻礙了我們蓋大樓、開大路等拼經濟應有的作為。我們不用太在意拼經濟的過程中，財富分配的問題。總之，只要拿出「拼經濟」這個神主牌，所有的公共討論便似乎有了最後的答案，似乎一切關於社會發展的想法，都只有在拼經濟之後才能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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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經濟學傳統的核心中，我們可以發覺到關於「成長」的概念，以及許多關於經濟成長和生活品質關係的假設。在此，經濟成長通常指的是一個國家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的實質年成長率。强大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則會被視為是一個健康的經濟體，也是作爲一個社會在「發展」的絕佳證據。因此過去數十年來，世界各國的政治與經濟政策都以追逐與維持成長爲首要目標。人們相信經濟成長自然會帶來財富以及每個人更好的生活，這樣的信念廣泛存在人們心中，並且不受質疑。這種簡化的「發展的想像」，讓人們認為追求經濟的發展，便能帶給我們無窮希望，能許諾人們更美好的生活。

事實上，衡量「拼經濟」成果的國民生產毛額計算主要依賴市場價格作為衡量依據，使得不具市場價格的面向便被排除於外，因此其無法衡量實際的經濟產出。Fred Block即指出了GNP未考量的四個面向，包括了家戶(無酬)生產與自願性勞動、休閒的經濟效用、工作的非薪資報酬、以及生產活動的外部性(如環境成本)。這些面向的闕漏，使得GNP的計算出現了「一個男人如果取了自己的管家為妻，GNP會下降」、「環境污染穢帶來GNP的增加」等弔詭。

另一方面，GNP也無法實質的衡量人們生活福祉的提升。GNP的測量將人們的生活福祉窄化成為「經濟的」面向，而「拼經濟」的幻影讓人們對於「所得」提升濃縮了貨幣之外其他的滿足意義。同時，GNP的提升也無法反應了社會所得分配的圖像。「拼經濟，然後雨露均霑」的信念在近年來雖然成為許多國際組織的圭臬，然而逐漸遭受了來自理論與許多實證經驗的挑戰。眾多規劃來促進並維持經濟成長的政治與經濟政策的實質效應，儼然抵觸了聲稱企業導向的經濟成長是消弭貧窮和改善所有人生活品質的唯一途徑的假設。特定的成長導向的政策不僅無法改善窮人的生活品質與健康，同時惡化中產階級和窮人的經濟狀况，更加重了弱勢群體的苦難。

這個將經濟成長視為絕對良善的意識型態同時形塑著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各國以及主要國際組織的發展論述與政策選擇。歷史上它們曾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包括「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雷根主義」、「新右派」以及「企業導向的經濟全球化」等。這個觀點認為經濟成長對每個人都有好處，並且經濟唯有在政府對市場的介入有所節制時，才能獲得最佳的表現。因此，爲了對所有的公民好，政府應該承諾市場行動者的最大自主性。同時縮減公共支出，大幅刪減社會與公共服務的預算，將這些公共服務進行私有化，並致力金融與勞動力市場去管制化。不意外地，提倡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者，同時也是在政策施行中獲利最多的，即富裕國家、銀行、企業以及投資客。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與措施雖然可能成功地促成了經濟成長，不過成長的利益是不公平地分配，而且往往那些原本就比較富有者會分得更多。在貧窮國家，經濟利益流向當地最富有的人們，以及國外的企業與銀行。如此的社會不平等以及近來亞洲、東歐以及拉丁美洲所引起的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焦慮，引發了對於新自由主義日漸廣泛的不滿。對於新自由主義教條以及它不顧後果的市場實踐的反省，似乎宣告了國際經濟結構的改變的到來。不過我們很關心這些改變仍然對窮人們帶來相同的結果。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諸多替代「主義」本身並不會使得窮人們獲得更好的生活，或者使得他們擺脫疾病的弱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在他為世界銀行所做的一系列演講之後，所寫成的書「發展的目的即是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論證：自由是促進發展的重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自由根本就是發展的目的。關於自由作為發展的目的，他說：「發展應被視為個人所享有之自由的擴展過程，這將發展的重心放在人類自由的看法，與傳統將發展狹窄地只用國民生產毛額的成長與個人收入的增加來衡量的觀點，有很大的差別。」如果以自由為發展的目的來評估發展的後果並擬定發展的政策。Sen 認為，許多社會將有更順暢的發展以及更重要的，會有更多人享受發展的果實。自由不是抽象的，不可被具體呈現的，自由展現在政治層面即是選舉的權利、正常運作的政黨體系、公共議論的管道、以及自由的媒體，體現在社會層面的是受教育機會、醫療保障以及社會安全體系，呈現在經濟層面的是經濟安全與工作、交易、消費產品的自由。

此外，Fred Block也指出了以GNP增長為指標的「經濟成長」，將無法看到社會發展的「質的成長」。對於社會發展品質的重視，可能在GNP的計算下顯現「邊際報酬遞減」的效果－提高品質，GNP成長趨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社會經濟效用沒有增加。對於「質的成長」的呼籲，指出了社會發展除了「GNP」，除了「效率」之外，應該有更為豐富、合理的社會經濟生活目標，諸如平等、自由、環保、民主等，可能才是社會發展的核心。這並不意味著只是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事實上，所謂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並不再具備古典意義上的原型，它們在具體情境下都出現了多種不同的制度安排。

當「要幸福喔」成為人們的問候語之際，儼然我們需要更為豐富的社會發展想像，才可能許諾更為幸福的社會經濟生活。以GNP「報數」為核心的「拼經濟」路線限制了我們追尋更為豐富社會想像的視野，唯有對於這些一直以來被視為圭臬展開嚴厲的檢視與反思，我們的雙眼才有可能被擦亮。

不是只有一種都市更新再造－「販賣文化」之外

公視繼「城市的遠見」之後，近日又推出了「國家的遠見」系列專題。透過全球各地的經驗，討論各地回應當前全球議題的方式，包括全球化經濟、都市再造、全球暖化、人口老化等。

昨天播出「都市再造」議題，討論西班牙畢爾包和巴西Curitiba兩個例子。恰巧幾天前讀了一篇「都市空間商品化」的文章後，對於「販賣城市」作為都市再造的做法，有一些質疑。利用這兩個例子，把自己的想法寫了下來，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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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有一種都市更新再造－「販賣文化」之外

公共電視近期推出「國家的遠見」，該製作是繼「城市的遠見」之後，第二個由公視自製，針對國家與都市發展提出的他山之石專題。昨天晚上播出第二集，討論「都市再造」，透過西班牙畢爾包以及巴西Curitiba的例子，來指出都市更新再造的範例，供台灣目前方興未艾的都市更新借鏡。

第一個例子是西班牙的畢爾包，即是因為古根漢博物館而聲名大噪的昔日礦產城市。在1980年代，該地面臨經濟衰退，適逢美國古根漢博物館尋找歐洲據點，在畢爾包當地政府的積極爭取下，並且透過畢爾包2000公司，一個民間公司的策劃執行，以超過一億歐元的成本讓古根漢博物館在畢爾包落地。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完工開放後，博物館經由世界級的建築師打造，新穎的設計使其成為世界認識畢爾包形象的標誌，吸引了來自各國的觀光客，每年將近兩千萬的觀光客，帶來了超乎預期的經濟效益。

畢爾包的例子，曾經被其他城市作為借鏡，希望透過畢爾包模式進行都市更新，日前台中爭取古根漢的亞洲據點事件，即是希望複製畢爾包經驗。這個「城市行銷」的浪潮，突顯出當代全球許多都市的經濟與文化變遷。二十世紀末全球許多後工業城市透過「文化投機」進行城市的更新與再發展，試圖在新的生產與消費情境中力挽狂瀾，重振其都市經濟與活力。若干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促成了這股城市行銷以及「城市神話」的生產。首先，1970年代初期開始，許多西方城市面臨了去工業化、稅基流失以及公共支出縮減的三重危機，迫使其需要同時處理經濟衰退以及日增的社會政治緊張。這使得各地試圖走出過去需求導向的成長途徑，意圖透過「地方的投機性建構」來適應供給導向的世界城市競賽。其次，這股浪潮同時回應當代文化與美學的變遷。經濟型態的變遷弱化了傳統或大眾工業文化，進入了片段化與多元主義，傳統連帶與認同消減，並透過彈性工作，以及個人消費過程的選擇自由極大化的世界，邁入Stuart Hall所謂的「Brave New World」。在這個世界中，風格成為一種認同，而消費成為自我定義的方式。城市風格的販賣，成為日常生活商品化過程的一環。第三，近年來私有化與去管制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結構重出江湖，市場力量成為回應都市危機，復興城市經濟的良方，這使得新的政治代理人取代了地方行政體系，顗確保「小政府」的修辭能夠施行。

然而，透過「文化投機」(Cultural Speculation)所欲喚醒的城市再生，突顯出幾個面向的危機。首先，透過移植的文化元素(如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強加進入一個以工業生產為主的畢爾包)、或者「被發明的傳統」來為城市賦予生活風格的塑造，讓強加於都市居民的「文化」元素與當地文化無法連結，這意味著所行銷的「城市生活風格」仍舊是一種「城市神話」，城市內部兩個文化斷裂的社會逐漸形成。超過一半的畢爾包居民即表示，他們目前為止從未進去古根漢博物館參觀。其次，地方政府透過政治代理人的作為，交由市場力量來回應都市危機，巧妙地避開了民主社會監督與規範的機制，成為地方民主實踐的威脅，這意味著都市行銷作為一種都市更新的途徑，然而卻是一個政府與投資客聯手的「販賣城市」過程，而過程中對於不同群體的影響，在政治代理人的執行下，公民無法透過民主機制回應。最後，「城市行銷」突顯出地方治理成為一種「面向外部」的治理技術，如何在城市競爭中出類拔萃是當中主要的考量，其中假設了「把城市賣出去」即能為地方經濟帶來水漲船高的分配效應，卻無視於城市內部的結構與社會關係才是許諾人們福祉的關鍵。

「國家的遠見」當中的第二個例子，正好突顯了都市更新在「販賣文化」之外的另外可能。巴西的Curitiba透過大眾運輸的改善，都市綠地地擴充，以及資源回收系統的強化，成為「全球最適合居住的都市」。Curitiba並不是個富有的全球都市，它衡量了自身的財務與都市需求，不和其他都市一窩峰地興築地下化的捷運系統，反而透過地面公車系統的強化，使其成為都市規劃中的主要軸線，整個都市的發展沿著公車系統開展，使其成為十分便捷的交通網絡。同時，為了照顧公車族，除了票價十分低廉，更把公車與路面貼平，讓公車主力包括老人、學童、婦女等都能安全便利地搭乘。此外，Curitiba創造出許多宜人的公共空間，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公共空間並非台灣所迷信的「大投資、大建設」，反倒透過低廉的成本，最基本的設施，包括大片的公園綠地，步道以及簡單結構的圓形表演場，提供市民舒適自然的都市空間。此外，Curitiba早在1970年代即開始進行資源回收，從校園、社區倡導環保觀念，同時提供中低收入戶透過資源回收直接換取日常生活所需用品。這說明了，進步的價值即使在經濟後進都市，仍然可以做得到，並且發揮功效。

Curitiba的例子指出了都市更新不是只有一種，地方回應後工業的變遷不見得只能透過販賣虛構的、移植的文化意象。不見得只能透過「小政府」的市場機制來運作「都市販賣」才能許諾人們更好的生活。轉身「面向內部」，我們才有機會看見都市內部不同的需求，以及民主、環保、社會正義價值的堅持。

「經濟」不是只有一種

「經濟」不是只有一種，「市場」也是。不過主流的經濟學所為我們描繪的經濟與市場，讓人們對於經濟行動與社會生活設下了束縛，失去了人類根據其社會發展所需進行更有創意的社會安排的想像。「經濟社會學」的威力，在這個意義上被突顯出來。它將經濟行動重新放回社會生活的實境當中來理解，試圖還給人們對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豐富想像力。

在諸多分析經濟活動的學科之中，經濟社會學有何特殊處？我們可以從經濟社會學與主流經濟學在分析經濟活動時的差異來理解這個問題。這當然不是說經濟社會學的工作只是在對經濟學的分析做回應，而唯有透過這樣的比較，經濟社會學的獨到之處才能比較清晰地理解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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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學和經濟學在對於經濟行動(者)、經濟和社會的關係以及研究方法與目的有著明顯的差異。經濟學在方法學上的個人主義的引領下，將經濟行動者視為個別而不受他者的影響，將理性作為基本假設，社會只被視為一個「給定」的參照，因此行動限制只來自於偏好和資源；而經濟社會學則將個別經濟行動者放進群體和社會來理解，將理性作為一種變項，並把理性分為若干不同類別，同時將經濟視為整體社會的一部份，因此行動限制除了來自資源也同時受到社會與意義結構的影響。

兩者在研究分析的方法和目標也有所不同。經濟學除了做解釋之外，將重點放在預測，而很少做描述，因此他們在研究方法上重視數理模型的建立(Clean models)，通常使用官方資料甚至不使用資料；而經濟社會學則重釋描述和解釋，並同時運用諸多方法來開展，資料往往是由研究者自行收集(Dirty hands)。

總體來說，經濟學在做經濟分析時，其根植於對於人類行動是「理性」與「自由」的假設，同時是在一種「方法學的個人主義」的視野上發展出來，另一方面，它將經濟活動「自然化」，同時自歷史情境中抽離出來。這種工具化約主義的視野，在理論上是不完整的。一方面，這種將人類行動侷限於個體利益的解釋，抽離了「關係」的基本面向，如信任和合作或者權力和服從，而這往往是經濟活動以及其他社會行動的特徵；另一方面，即使有若干情境可以全然以個體利益取向來解釋，不過化約主義的觀點卻無法說明何以這些情境會演變成這個樣貌，因為世界不是停止不變動的，某些特定的社會情境不會總是必然成立。因此，關鍵在於一些如連帶、權力、規範、和認同的基本概念，經濟社會學以關係取向來理解它們，亦即認為它們唯有在社會關係的理解下才能夠被定義，並且它們是在社會網絡中形成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結構具有優先性，或者我們應該屏棄在特定社會情境下關於個人動機的分析，不過挑戰來自於如何將這些分析整合進一個較具脈絡的複雜立論之中，去說明社會脈絡、結構和個別行動如何互動與相互改變。

經濟社會學並不是一門新的學問，在社會學發展早期，重要的社會學家便企圖建構一個掌握社會與經濟現象的知識體系。隨著學科的發展，經濟學和經濟社會學也似乎走得越來越遠。很少社會學家有經濟學的知識，也很少經濟學家懂得社會學，這使得經濟學和社會學在聯繫之處缺乏進展，使得一方面經濟學家越來越專注於各種技術取向的發展，而經濟社會學在理論層次也無法推進。同時經濟社會學除了有種自較大經濟問題中抽離，而成為「純社會學」的趨勢之外，它也開始分支成各種次領域，使得較大的社會經濟脈絡和問題淪為「背景」。

不過在1970年代，在新馬克思主義和新韋伯主義興起之際，經濟社會學也獲得了復興契機，經濟學和社會學同時在此時更為頻繁地對話，企求尋找出路。經濟學試圖整合進社會學的觀點，而經濟學的新制度學派也在此時應運而生。而經濟社會學也試圖開展出若干當代的主要研究範疇，包括了網絡、市場、企業，以及性別和文化等。

其從19世紀末逐漸奠基，並自1970年代復興以來，累積了許多的實徵研究與理論建構。簡單來說，它是一種對於經濟現象的社會學觀點、它通常關注三個主要的軸線，包括經濟過程的社會學分析、經濟與社會其他面向之間的連結和互動，以及組成經濟社會脈絡的文化和制度的變遷的關注等。進一步來說，它是以社會學的參考架構、變項、以及解釋模型，來對貨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複合活動的一個應用。在社會學常用的變項，如互動、群體、結構、社會控制、文化和性別等，亦成為經濟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同時，當經濟活動被視為一種「和自然的交易」，生態觀點應該也被視為經濟社會學的一個面向，亦即該思考社會「準備好」要從自然中獲取什麼。不過，貨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只是諸多複雜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因此，當我們進行經濟活動的社會分析時，如果我們能夠去思索與其他社會行動與制度分析的異同，如政治行動、科學與知識等，將對於我們的經濟社會學分析有所助益。

「經濟」不是只有一種，只要還給人們對於社會原來即豐富的想像力。最後，我們也許可以經濟社會學傳統中的重要學者Karl Polanyi的話來為經濟社會學的核心關懷做個註腳：

如果讓市場機制作為人類和自然命運的唯一主宰，將無疑導致社會的毀滅。失去了文化制度的保護，人類將因此自我毀滅，在墮落、犯罪和飢餓下成為快速社會解體的殉難者。

另一種影像敘事－面向社區現在式的「村之寫真集」

去年和崎頂社區的朋友，一起完成了一本社區口述歷史的作品(崎頂放伴挽，苗栗縣文化局出版)。今年和社區的朋友一起喝春酒，大家懷著更高的熱忱，想繼續進行社區歷史的探查。我給了崎頂的朋友一個建議，請大家試著蒐集社區裡頭的老照片，並且透過老照片，邀請社區裡頭的民眾一起來說故事。

當社區的夥伴開始著手蒐集照片，規劃照片翻拍和歸還的工作流程之際，我被一部放在影視租借店的新片所吸引。事實上，這並不是一部「新片」，在2004年早已經在日本上映。

「村之寫真集」描述的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沒有太多直接誇張的矯飾，一路恬淡的氣味從頭到尾。故事從一個日本小村落面臨即將興建水庫而消失的命運開場，一個在地的老攝影師，不顧自己年邁的身體，向村公所自告奮勇擔負起村落的紀錄工作。為了向村人證明能力，還把待在東京擔任攝影「雜工」的兒子找回來「壯聲勢」。老攝影師堅持一步一腳印，走訪每個拍攝對象的家園，用的是老式的蛇腹相機。走過菜園、林區，走過村中每一戶世居的家庭。當中有佝簍老人，透過老攝影師的影像，留下歲月的記憶；老攝影師也走進孤兒院、走進剛迎接新生命的家庭，透過影像期待著村落的希望。每回拍攝完畢，老攝影師總是脫下黑色圓帽，深深地向大家一鞠躬道謝。東京歸來的兒子，對於這樣的做法，感到非常不耐煩，認為這種做法非常沒有「效率」，對於父親拍攝的主題感到不屑。父親反問他：「什麼是『效率』？為什麼要有『效率』？」一把將兒子總是「很有效率」響個不停的手機摔到一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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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多懷舊，緬懷「前現代」風情的敘事不同，這部片直接碰觸的是農村在掠奪式的「現代化」過程中的撕裂與衝突。村落中有些人認為興建水庫才能為地方帶來榮景，如此「殘破」的農村實在不待也罷；來觀光的「傲客」覺得此地真是無聊，不到一天就無處可去，實在應該發展賭場，觀光客才不會無聊，村子的「經濟」也才有希望。有趣的是，老攝影師和跟著拍攝的東京兒子，不約而同地因為這些言論，與人大打出手，父子輪番進出警察局。故事透過老攝影師對於故土人物、地景的連帶，娓娓道出人與土地的豐富性；而從東京回來的兒子，從炫麗繁華卻空洞疏離的都會生活中，隨著父親的步履，找回重新看待自己家鄉的視野。

直到老攝影師病倒，「村之寫真集」的攝影工作仍未完成。他在病塌上向兒子說：「無論你走到哪裡，這裡永遠是你的起點！很卑微的起點，對吧？」老攝影師希望兒子能完成剩下的工作，不過這位「東京新銳攝影師」自行前往拍攝之後，才意識到自己無法拍出父親影像中和村人、和土地的深厚情感。就只是按下快門，如此簡單，卻有著天壤之別的作品。兒子背著病重的父親，一路沿著陡峭的山路行走，到林區中為伐木工人拍下未完的寫真。

我相信這不是一個日本小村落的獨特故事。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定意義下的「現代化」發展論述，引領著各地掠奪式的「發展」政策。不只是蓋水庫，蓋賭場，太多其他變形的「大投資」、「大建設」，迷幻了這些無助的家園。它們掠奪了太多農村家庭和村戶之間的的人際親密關係，掠奪了人們和土地相互平等尊重的對待。更重要的是，這些僵化的「發展」途徑，掠奪了人們想像更多元社會生活的可能，剝奪了人們追求更幸福美好的社會安排的創意。「發展」絕對不是只能蓋水庫、蓋賭場，絕對不是只能在東京，只要管有沒有「效率」！

「社區營造」在這個意義下，突顯出更為基進的意涵。在過早進入各種樣板操作的政策佈達之下，「社區營造」淪為政府企劃比賽，透過各種「歷史僻」的變形，失去了面向當代社區處境的能力。此外，各種扭曲的「社區(文化)產業」的發展，服膺於地方競爭力的治理邏輯，消落了突破主流經濟學產銷架構的可能。因此，「社區營造」更為根本的問題沒有被強調下，逐漸失去當初輝煌的光彩。

「社區營造」指向的是「地方」回應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霸權的可能。透過地方的參與，深化地方民主，建立在地的經濟組織，並根植於地方歷史和文化脈絡，追尋更為多元豐富的社會發展想像。這是「社區營造」最為根本而基進的意涵。

因此，「村之寫真集」不僅是為消逝的過去感到感傷，更不是觀光客對於前現代風情的浪漫幻想。它透過透過當代的影像紀事，帶領我們面向地方的現在，面向當代的困境與衝突。透過村落中的家族敘事，重建起正被無形怪獸掠奪傾蝕的家園的連結。

過幾天和崎頂的朋友碰面時，我會記得和大家分享我看完這部「村之寫真集」的感想，邀請社區的朋友一起來透過影像和故事面向「社區的進行式」。

超越文化商品化的邏輯：社區文化產業的幾點思考

近年來，台灣許多面臨人口、產業外移的地區，配合著政府對於「社區文化產業」的輔導政策，試圖「開發地方文化資產」，將文化「加值」，期盼透過「行銷」文化，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創造高品質的地方產業發展，重新振興地方經濟榮景 。一時之間，各種「原鄉時尚」蔚為風潮，成為台灣各地的「地方發展」策略。其中，「社區文化產業」在政府的發展計畫中被定義為「是依據創意、個別性（產品的個性）、地方的傳統性、地方特殊性，甚至是工匠、藝術師的獨創性，強調產品的生活性與精神價值內涵。 」更有學者進一步標定出這項產業的特質為「生活的、共享的、人味的、內發的、小而美的 」。近年來台灣各地的具體的實踐則包括了傳統鄉土文物、民俗活動、地方特色產物、文化慶典與地方觀光文化產業等。

社區文化產業被認為是一種「內發性的地方發展策略 」，期盼透過在地文化的認同與形塑，同時帶來地方經濟的效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社區營造論述中的一環，「社區文化產業」展露出一種「地方治理」的邏輯，而在這個邏輯底下，每個地方政體都是從「競爭力」出發，地方政府以此建構各種地方發展的行動，所關心的是如何增加就業機會，如何增加觀光人數，如何開展「產業轉型升級」。不過在這種地方發展架構中，一種「對外」的社區發展，一種強調地方「競爭力」的發展模式成為主要的論述，而對於更深刻的問題，如人的增能、民主的深化、生態等，基本上並不注重。David Harvey 就很悲觀地認為，社區發展注定會是「退步的」。因此，這個「內發性的發展策略」在具體實踐當中，卻因為地方社會網絡與公共領域的不夠健全，或者原有的社會關係在這個特定的「發展」版本當中瓦解，使得這個將文化「產業化」的努力輕易地陷入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地方的「內發性發展」仍顯得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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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究竟「傳統」如何得以「加值」的呢？將文化能夠變成「產業」，事實上需要經歷過幾個主要的過程。首先即是自身文化的「他者化」。這個過程冒著將「文化」本質化為一組標示地域意象和行為的獨立體系，社區文化產業定位出那些附有異國情調或者浪漫懷舊的「他者」。在地民眾本身的聚落及其生活，被重新定位為「傳統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過程往往透過在地居民之手來完成。

其次，既然要成為一項「產業」，那麼「傳統」便需要透過一套「物化」的過程，而且，必須將複雜多變的歷史以及文化紋理，化約為單一僵硬的版本。同時，這個「物化」的過程通常充滿許多編造與發明，透過許多「被發明的傳統」將文化的單一版本定調，界定出什麼「是」或「不是」我們的「文化」。

最後則牽涉到一個關鍵的步驟，即「商品化」。這個「商品化」的過程是社區文化產業陷入市場社會邏輯的關鍵，其無視於經濟乃是鑲嵌於社會關係當中的元素，將人類及其環境的社會性質轉變為商品。將文化「商品化」的過程，成為社會關係從屬於經濟邏輯的宣告。

透過他者化、物化和商品化的過程，文化產業獲得了運作的基礎。社區文化產業的實踐，融合了兩種對於「文化」的視野。一方面傾向將「文化」是為一個獨立而整合的單位，彷彿其與社會生活的政治與經濟面向毫不相干，同時忽略了社會關係與結構當中更為複雜的實踐過程。另一方面則是將「文化」作為工具，作為其獲得政治經濟利益的一種力道。事實上，這些觀點將「文化」與政治經濟領域切割開來，忽略了文化實踐背後可能的權力過程－文化不是被隔離在生產與權力的競技場之外的事務。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社區文化產業基本上多從農漁村、原住民部落作為發展重點。這個將農漁村、原住民部落「他者化」的過程，被化約為遠離整個台灣現代化進程的所在，彷彿存在一個遙遠和不同性質的時空當中，承載了都市人們的「過去」和「遠方」。其次，彷彿這些地方是靜態停滯的，缺乏任何內在變遷動力般。「文化」因而無涉社會與經濟變遷，成為一種在特定時刻得以展演的「他者」。

有趣的是，這個曾經被視為「落後的傳統」，今日成為可以經過「升級」、「加值」的對象。透過「傳統」文化來為產業「加值」的想法本身蘊含了兩面的性格，一方面透露了希望透過「傳統」來「再發展」，另一方面則傾向將傳統浪漫化，以「反發展」的口吻來試圖「保存傳統文化」。這個單一版本的「傳統」，被化約為產業的「物化傳統」，排除了其他版本的集體記憶與生活樣貌。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統的利用」是國家發展計畫當中的一環，作為國家回應產業發展危機的手段。這個特定的「發展」論述，標示出落後的「鄉村」與進步「都市」，並且掀起了地方追求「進步」與「現代」的圓夢計畫。因此，產值和經濟效益的評估，成為這項「產業」發展的引領項目，其他地方「發展」的面向在這個邏輯要求下，成為不受重視或者從屬於產值的項目。

從這個觀點出發的「社區文化產業」實踐，一方面其忽略了這個國家的發展計畫透過霸權機制定位了社區的「文化」實踐，在這個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過程中，社區當中的集體記憶與文化實踐，被單一版本、物化、他者化的意象所主宰與壟斷。事實上，這個過程中無處不是權力運作的痕跡；另一方面，這個將傳統物化、他者化、商品化的過程，順應了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的邏輯。透過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交織，將「文化」和「傳統」透過一套「發展」論述將社區記憶整合進國家發展與產業生產、消費的邏輯當中。

在這套邏輯中，忽略了地方社會發展的其他面向，諸如環保、民主和人的增能如果都沒有獲得重視，或者只淪為從屬附加的地位，那麼「內發性的發展」不但無從而生，這個將人們文化和社會關係從屬於經濟的過程，也將成為地方「發展」的實質威脅，因為導致地方淪落的起因通常並不是經濟剝削，而是地方社會關係與文化的瓦解。

然而，對於「社區文化產業」提供的地方「發展」策略的反思，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反對所有的變遷與「發展」。這個反思的過程，希望揭露的是鑲嵌於這些習以為常的「文化」和「發展」論述背後的政治與經濟邏輯，並且提供我們在「地方發展」的論述與實踐嘗試中，真正正視「地方」和「文化」，並且重新賦予「經濟」在「地方發展」當中更為妥切的位置。如同Karl Polanyi對於市場社會的批判，所得到的結論：一個將經濟動機提升到絕對優越地位的社會不可能存續。唯有在「地方」公共領域健全發展，將經濟回歸到社會關係的範疇底下之際，「社區文化產業」透過更為民主、平等的過程，也才可能提供「地方內發性發展」堅實豐沛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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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資本主義

在我們的日常話語以及許多的公共討論當中，「資本主義」這個詞彙，就算不是最常出現的一個，也似乎是不太會缺席的了。然而，這個詞彙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太常被使用，使得許多含混不清，甚至彼此衝突的概念都可能透過這個詞彙來表達。我最近在一個研究資本主義的專書當中，讀到對於「資本主義」的三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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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資本主義概念，指出一種算計和理性的「布爾喬亞心靈」。在這個心靈當中，生活各面向的價值把焦點放在資本的積累，並將之作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同時透過精巧的理性、和精準的量化算計，主宰其生活的行動。總而言之，是一種理性而全面性的追求利潤的心靈。Werner Sombart和Max Weber的資本主義分析即屬此類。

第二種概念把焦點擺在貨品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即一種朝向遠方市場的生產型構過程。在這個的定義下，生產活動和販售過程透過中間商的介入而跨越了時空限制，以「貨幣」形構了一個交換經濟的系統，以無止盡地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活動的指引。這個概念根據市場擴大的階段，以及和其相關的商業和投資活動形式的轉變，將資本主義主要的成長階段標定出來。基本上這個定義延續了德國歷史學派對於「自然經濟」以及「貨幣經濟」對於市場在型構當代經濟世界的想法。

然而，Marx試圖走出前兩個概念的迷帳，進一步將資本主義界定為一種特定的生產模式。這不僅只是意味著生產技術或生產力的轉變，更重要的是這個特定的生產模式中，生產工具的所有，以及導源於生產過程的人類社會關係的轉變。這個生產模式中，人們不是販售其勞動生產的貨品，而是無能為力地透過工資契約，將其勞動成為在市場中兜售的商品。因此，資本主義不只是一種商品生產的市場系統，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系統中勞動本身成為一種商品。

後記：這三種定義來自一位馬派的經濟學家Maurice Dobb研究資本主義興起的專書《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這本書讀來相當稠密，需要非常認真閱讀才能跟得上作者的論點。我從其中第幾個章節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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